由于普遍没有食堂，而国家补助又直接发到家长手中，未能集中使用，以百亿计的“一补”资金并没能发挥应有的效果

　　《望东方周刊》记者舒泰峰 广西都安、北京报道

　　谈起营养餐项目的由来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（CDRF）副秘书长崔昕说：“我们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一直强调，未来人类发展理念的关键是健康。”

　　崔昕觉得，如果能将健康与教育结合起来，岂不更好？做过调研后，他看中了营养餐。“寄宿制为营养餐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”他说，“以前孩子在自己家里吃，吃得好坏无从得知，一旦集中起来，营养不良就从隐性变得显性了。”

　　想法有了，到哪里去实践？很偶然的，崔昕认识了广西教育厅的一位官员，这位官员表示可以配合基金会做这项试验。CDRF最终将目标锁定前文所述的都安县三所小学。

　　我选营养餐

　　在崔昕看来，在操作层面上，营养餐简单易行。

　　2007年3月7日，CDRF与广西教育厅签订了合作协议，至3月26日，三只羊和古山两所小学就实现了开餐。

　　前期准备主要是食堂改造。

　　都安县全县共有寄宿制初中23所，其中只有11所建有食堂；寄宿制小学173所，全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食堂。

　　协议签订后，由项目组指导，以最快的速度对两所试点学校的蒸饭场所进行了改造扩建，铺地面，贴瓷砖，修建洗菜池，配置锅炉、蒸汽炒菜锅、冰柜、消毒柜、电磨、菜盘等设备。

　　在古山小学，本刊记者看到了新添置的这些设备，其中锅炉2万多元，蒸汽炒菜锅5000元，已是食堂里最值钱的家什了。

　　接下来是招聘食堂工友，这些工友大多是学校教师的家属或亲戚。项目组对新录用的6名工友进行了2天集中培训，学习食堂卫生知识、营养知识和炒菜技能。

　　然后是原料供应。试点学校位于大石山区，土地稀少，群众很少种菜养猪。项目组于是先在县城选定一家供应商，定时为学校供应副食。随后，慢慢过渡到学校与周边农户签订协议，为学校提供蔬菜和主要肉食。

　　本刊记者采访了为三只羊小学供应蔬菜的农户，他们距离学校步行半小时。一共有8家农户与学校签订了协议，每日送菜到学校。

　　一切就绪，营养餐可以上桌了。

　　项目组的具体补贴标准是，三只羊小学，每人每天补助5元；古山小学，每人每天补助2.5元，由于物价上涨，自2008年5月中旬起上调至3元。

　　隆福小学作为对照学校，没有获得补助。作为补偿，项目组发给每位学生两套校服。在隆福小学，很多学生至今还穿着这身黄白相间的特殊校服，胸前印着“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”的字样。

　　但是，和校服相比，韦柳芬说，“如果能够选择，我选营养餐。”

　　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

　　如此简单的操作，崔昕认为具有极大的推广性。

　　CDRF算了一笔账：2006年底，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寄宿生为3000万人，其中，中西部农村地区寄宿生为2300万。如果将这2300万儿童全部纳入补贴对象，以每年200个在校日、每人每天补助3元计算，大约需要140亿元。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迅速，2007年财政收入已超过5万亿元，每年仅增量就达到1万亿元左右。

　　“国家完全有能力做这件事。”崔昕说，“这无关财力，而是政策优先的问题。”

　　再算另一笔账，崔昕说，不难发现，从长远来说营养餐是最合算不过的一项人力投资：世界银行认为，发展中国家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智力发育障碍、劳动能力丧失、免疫力下降以及各种疾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，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%~5%。

　　而实施儿童营养项目，每个孩子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9年中，共需5400元。按照国际经验，这些孩子成年后收入可提高10%，则每年都可增加至少1000元的收入。如果再考虑到GDP的增加、贫困救助资金的减少、未来医疗费用的节省，收益就更加可观。

　　世界银行估计，营养改善措施的效益，是成本的5倍至200倍。

　　此外，崔昕说，实际上，学生营养餐还是个产业，还可以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。

　　在当地，农民以种玉米为主。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，所得十分有限。而种蔬菜则没有季节限制。问题是，在都安这样的地方，农民种菜并无销路。

　　项目组认为，只要有市场，即使按保守估计，种蔬菜相比于种玉米，收入约可以提高三到五倍。

　　营养餐项目解决了需求问题。为三只羊小学供菜的农户覃大爷说，他每天为学校供应40斤蔬菜，包括豆角、苦麦菜、黄瓜等，“每月有三四百元收入，一年三四千元，如果种玉米只有一两千”。他为学校不再向他们继续订购蔬菜而感到失望，“这么好的项目，为什么就不办了呢？”

　　崔昕说，更重要的是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营养餐有助于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。

　　“公平只能体现在起点上，在结果上不可能公平。没有营养餐，实际上使这些孩子输在了起点上。”崔昕说。

　　他认为，按照中国的扶贫战略，第一步进行了战略开发，第二步是农村医疗，下一步应该考虑如何将教育和营养结合起来。

　　肯尼亚都提供营养餐

　　在调研阶段，崔昕曾带队到墨西哥和泰国对营养餐进行考察。各国做法有所不同，他介绍说，泰国起初是社区化的营养干预，发展校园经济，小学里有养殖场、果园；后来发展为国家统一接手。墨西哥则是最简单的现金转移---政府将资金直接投放学校。

　　重视学生营养，这已成为国际共识。

　　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，日本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，就开始向学生供餐。1954年，日本国会通过《学校供食法》，明确规定在全国施行义务制教育的中小学校推行学生营养午餐。

　　如今，日本凡学生数在600名以上的学校必设一名营养师，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。到日本的学校参观，校长会郑重地将营养师介绍给客人，说：是他（她）增进了学生的健康。

　　学生营养餐对日本人口素质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。1948年到1977年，日本中小学生平均身高增高了7厘米，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。日本人常说，日本之所以成为长寿大国、经济强国，学生营养午餐功不可没。

　　不光是发达国家，崔昕说，如今在墨西哥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斯里兰卡、哥斯达黎加，甚至非洲的肯尼亚，都推行了学生营养餐计划。

　　2008年3月，CDRF理事长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，根据营养餐试点的情况，形成《从农村寄宿制学校入手，实施国家儿童营养改善战略》的政策建议，报送温家宝总理。温总理批示：“要增加政府对寄宿制学校贫困学生的补助力度，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。??建议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调查研究，制定方案，也可在部分贫困省区先实行。”

　　但是崔昕说，从目前的落实情况来看，进展还是太慢了。

　　有家长将国家补助拿去买六合彩

　　国家的“两免一补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寄宿制学生的困境。在都安县，“一补”从2006年开始实施，起初覆盖面较窄，2008年实现了全补。

　　然而，现实的紧迫性在于，由于普遍没有食堂，而国家补助又直接发到家长手中，未能集中使用，每年以百亿计的“一补”资金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果。

　　当地一位教师告诉本刊记者，有的家长在拿到钱之后挪作他用，“甚至去买六合彩”。

　　本刊记者在当地三所学校了解的情况还表明，“一补”资金基本不能按时到位，本应学期初到位的资金，普遍要到学期结束才能到达学校。这也同样影响了“一补”的效用。

　　“中国真正的弱势是无声的。”崔昕说，“就像这些山区里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。”

　　需要救助的远远不止都安一县。

　　CDRF考察过的宁夏西吉县小学的情况，甚至比都安县更糟糕。以西吉县王民乡中心小学为例，这里没有食堂，只提供开水，学生自带一周的馒头。“白开水+干馒头”，就是孩子们饮食的全部，完全没有副食。

　　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发布的《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2008》显示，我国约有760万0至14岁贫困儿童集中在西部地区，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相比，他们的身高相差4厘米，生长迟缓率是城市儿童的6倍，营养状况堪忧。

       救助吃黄豆的孩子

　　在短短10个月中，试点学校学生分别长高4.5和5.6厘米，比对照学校隆福小学学生多长高0.9和1.6厘米

　　《望东方周刊》记者舒泰峰 广西都安县报道

　　编者按：

　　11月20日是国际儿童日。新华通讯社联合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国际主流媒体，举行多边纪念和国际公益活动，探讨影响儿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问题。

　　正逢此时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（CDRF）在北京召开了“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”。此次研讨会除了有教育部、卫生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领导出席，还吸引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·森和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。

　　研讨会倡议政府从儿童早期的营养、健康和教育入手，着眼于从根源消除贫困，为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提供公平条件，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，实现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CDRF发起的一项实验成为此次研讨会话题的核心。自2007年初起，CDRF与广西都安县政府合作，选取古山小学和三只羊小学作为试点，以提供营养餐的方式对这些学生进行营养干预。而隆福小学则作为对照学校---不进行营养干预，但要做定期检测。项目于2009年7月结束。

　　这一项目受到很高评价。CDRF理事长王梦奎透露，基金会在此项目基础上撰写的《从农村寄宿制学校入手，实施国家儿童营养改善战略》的政策建议，引起温家宝总理的高度重视，他批示：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，这件事关系国家的未来，也是扶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2009年6月底，在此项目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本刊记者曾深入广西都安县，记录了CDRF的这场营养干预实验。一份普通的、在都市人看来甚至有些简陋的营养餐，不仅改善了他们的体质，也给这些深山里的孩子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慰藉和希望。当这个充满温暖的项目因资金问题而告结束后，我们期待通过报道，让营养餐重新回到吃黄豆的孩子们身边。

　　在中国的西南角，广西都安县，生活着这样一群小学生。“大米+黄豆”几乎是他们一天伙食的全部---孩子们将大米和黄豆装进饭盒，交到食堂蒸熟，这就是他们的午餐和晚餐。

　　顿顿如此，天天如此，年年如此。

　　至于早餐，是没有的。即使有，也仅仅是一包干脆面之类的零食，很难果腹。更多的时候，孩子们什么也不吃，他们已经习惯了空着肚子到教室晨读。

　　厌了也得吃

　　中午11点，午饭时间到了。

　　这间小小的平房，一只蒸箱，就是隆福小学的食堂。房前的水泥台上，密密麻麻摆满了铝饭盒。

　　五年级学生韦柳芬，寻找着自己的饭盒。这个脸颊红彤彤的大眼睛小姑娘，灵巧地翻看着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铝饭盒，系在饭盒上的不同颜色的绳子，是唯一的识别记号。

　　等她提着饭盒回到寝室，十几个小姑娘已经叽叽喳喳闹成一团。这个寝室有三张双层铁床，由于寄宿学生太多，每张床睡两三名学生。

　　寝室过道摆着一排木箱，每人一只。从家里背来的这些箱子，有大有小，充当着她们的餐桌、书桌，也装着她们有限的“家当”。

　　韦柳芬打开饭盒，放在箱子上，蹲下来，开始吃午饭。

　　她的午餐很简单，一盒白米饭，另一盒是清水中煮熟了的黄豆，黄豆沉在饭盒底，清水上漂着几星油花。

　　“叔叔，你尝一口。”韦柳芬热情地招呼记者。黄豆很饱满，豆香浓厚。但是每顿、每天、每年都吃这样的饭，行吗？韦柳芬倒是很干脆：“厌了也得吃。”

　　她三口两口吃完了白米饭，但黄豆还剩很多。“今天盐放多了，太咸。加点水，再蒸一次晚上吃。”小姑娘这样打算。

　　韦柳芬打开自己的小木箱，里边有一罐猪油、一包盐、一袋米、一袋洗衣粉，还有三个衣架和一只小书包。她把生米直接倒进没洗过的饭盒里，勺子也扔在里边，“一会儿加上水，就可以蒸了”。

　　下午5点半，她将再吃一顿黄豆饭。然后上晚自习，8点40下课。饿了就再吃点剩下的黄豆饭。

　　蒸一次饭需要几个小时，所以早上学校无法蒸饭。早餐孩子们只能自己解决，买包干脆面，或者买个面包，更多的时候不吃。

　　梦想当富翁和明星的韦柳芬说，自己一星期有十元零花钱，除了买必要的文具，所剩无几，偶尔还想吃点零食，“嘴馋，忍不住”。

　　如果不吃早餐，韦柳芬说，上午第一节课还行，但是到第二节课“肚子就开始咕咕叫，脑袋也晕晕的”。

　　隆福小学300多名学生，大多如此。校长韦仕权说，孩子们不吃早餐很普遍。

　　饿着肚子，哪有力气蹦蹦跳跳

　　比起隆福小学，古山小学和三只羊小学的学生们要幸运得多。

　　古山小学，离都安县城半小时车程。这里属喀斯特地貌，青山如画，层峦叠翠，泥土却是最稀罕的。“有碗大一块土，农民都要种上一棵玉米。”

　　汽车爬上盘山公路的最高处，陡然下坡，就到了古山小学---一座被高山紧紧围抱的学校。

　　学校6个年级，共423名学生，绝大多数为寄宿生。校长韦君介绍说，没有营养餐的时候，学生一般从家里带点玉米粉，加点油吃，条件好一点的才带些干菜和黄豆。

　　早餐自然没有。韦君说，早起列队晨会他得掐着时间，因为时间一长，有的学生可能就会坚持不住。他记得有一次才讲了10分钟，一名学生就晕倒在地。

　　罪魁祸首是营养不良。一位姓黄的教师告诉本刊记者，学生每天下午5点半吃晚饭，要到第二天中午10点半以后才吃午餐，间隔17个小时，“营养怎么跟得上”。

　　营养餐试点前，对古山小学、隆福小学和三只羊小学的测试显示，学生能量摄入仅为国家推荐量的66%，维生素A摄入仅为推荐量的6%，维生素C摄入为0。

　　3所小学各年龄组的平均身高和体重，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普遍相差2~3个年龄组，也就是说，13岁的男生，只相当于全国农村11岁和城市10岁男生的水平。

　　一个可以想象的结果是，学生的户外活动明显不足。“下课就耷拉着脑袋，”韦君说，“饿着肚子，哪有力气蹦蹦跳跳呢？”

　　这里甚至没有地下水和自来水，学生们喝的是山坡上水窖里积攒的雨水，而且因为没有锅炉，只能喝生水。只有生病时，才从老师家里要点开水。

　　营养餐，多么温暖

　　营养餐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这天，古山小学的午餐是：一盒米饭、一盘菜---一荤一素，荤的是黄豆炖猪肉，素的是豆角。食堂门口放着三只大铁桶，装满鸡蛋汤。

　　本刊记者看到的食谱显示，中餐、晚餐各不相同，一般都有肉，素菜则有萝卜、西红柿、油豆腐等。而早餐，一三五是馒头豆浆，二四是肉粥。

　　实行营养餐后，古山小学学生能量摄入达到推荐标准的89.6%。

　　教师黄丹林说，他所带班级的“豆芽菜”黄光达，过去瘦得一阵风就能吹倒，现在不但身体结实了，成绩也从下游到了上游；“捣蛋王”黄国过去学习三心二意，营养餐好像让他变了一个人。“营养餐，多么温暖??”在一篇作文中，他这样写道。

　　五年级二班班主任蓝权也发现，课堂上举手的孩子多了起来。

　　10个月后，第一轮检测数据证实了这样的变化：古山小学和三只羊小学这两所试点学校，学生身高增长优于对照学校，其中9岁组和12岁组最为明显，在短短10个月中，试点学校学生分别长高4.5和5.6厘米，比对照学校隆福小学学生多长高0.9和1.6厘米。

　　50米跑和立定跳远的成绩，试点学校也明显好于对照学校。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后，孩子们爱跑爱跳的天性充分发挥出来。女生的变化尤其明显，“以前下课后，女生基本上坐着不动，现在也开始爱活动了。”韦君说。

　　学习成绩也在发生变化，古山小学平均语文成绩达到80.8分，首次赶超对照学校。

　　“心理测试结果表明，试点学校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好于对照学校，更自信，更愿意与人交往。”项目顾问、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教授何武对本刊记者说。

　　要当赵博士那样的人

　　一定程度上，营养餐改变着学生的命运。“有些家长本来不想让孩子读书了，有了营养餐，又让来了。”蓝权说。

　　由于少地，都安农民大多外出打工，因而这些在校学生几乎都是留守儿童。打工生活变动不居，孩子家长离异很常见；由于贫穷和医疗条件差，当地成年人的非正常死亡率很高，因而这些孩子当中许多是孤儿。

　　CDRF负责营养项目的赵俊超博士做过一项统计，古山小学的孤儿比例高达12%~13%，三只羊小学略好，也达到8%左右。

　　一份简单的营养餐带给这些孩子的，还有一份精神上的慰藉。

　　这些孩子并不知道营养餐来自哪里，但是几乎每个学生都认识赵俊超。

　　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是营养餐项目的具体操作者，多次来到都安。如今“赵博士”已经成为学生们心中的目标，“长大后要当赵博士那样的人！”这是三只羊小学五年级学生袁永草的理想。

　　袁永草父母双亡，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

　　三只羊小学校长蒙文武告诉本刊记者，永草以前没有生活费，每天都不吃早餐。“学习状态很差，性格内向，可能是感到没有希望。有了营养餐，能吃饱肚子了，性格也慢慢活跃起来。目前成绩冒尖了，听说在家里还有点当家作主的味道。”

　　袁永草的家在几十里外的深山里。这一天是周五，下午四点多，袁永草吃过黄瓜炖猪肉和米饭，与同学一起赶路回家。

　　先坐半小时汽车，再用两小时翻越三座高山，袁永草才回到家中。这个叫龙邱屯的地方只有十来户人家，群山环抱，阒然无声。

　　袁永草的家在龙邱屯大概也算最差的了。“房子是我爷爷小时候盖的。”袁永草说，爷爷今年70多岁，算起来，这个房子建成于解放前。房子一侧的土墙开裂严重，门窗也已倾斜。前后两堵墙多处倒塌，只能靠竹帘遮挡风雨。

　　家里除了爷爷奶奶，还有婶婶和她的一儿一女，都在上小学。爷爷很瘦，奶奶患有佝偻病，走路的时候弯着腰，几乎匍匐着。婶婶正在屋当中用一只小火炉做晚饭。

　　家里有七亩地，种些玉米和黄豆，但只够糊口。“如果没有营养餐，永草可能已经辍学了。”一位邻居说。

　　袁永草皮肤黝黑，正在换牙，门牙掉了几颗，笑起来右颊有个小酒窝，不笑的时候，目光却很成熟。他梦想着自己能考大学，找个好工作。但是，他现在很担心，“怕上不了高中，听堂哥说一年要好几千块。”说完，他长叹一口气，低下头，沉默。

　　营养餐还会来吗

　　袁永草还不知道，带给他不少慰藉和希望的营养餐，正在与他告别。

　　赵俊超说，两年多的试验证明营养餐效果很好，但是基金会能力有限，不可能继续做下去，“从下学期开始，基金会就不再资助这个项目了。”

　　要继续提供营养餐，如果没有外援，就得当地政府和学校自行解决。

　　三只羊小学校长蒙文武说，他正在征求家长意见，将国家的“两免一补”资金（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“免杂费、免书本费、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”，小学生每天补助2元，中学生每天3元）集中起来，继续供应营养餐。

　　古山小学校长韦君也咨询了一些家长的意见。大部分家长希望继续办营养餐。

　　韦君算了一笔账，将一天2元的“一补”集中到学校，食堂的4名工友每个月共2000元工资，每个学生再分摊一点，大致可以维持营养餐供应。

　　但是，韦君有另一层担忧：“这样做合理，但不一定合法，需要上报教育局，教育局同意就发个文，可不能到时候说我们挪用！”

　　9月3日，新学期开学已经两天。本刊记者致电蒙文武，他说营养餐已经停办，“当时的想法没法落实，因为上边要求很严，补助必须发到学生手中。”古山小学也同样如此。“不敢弄。”韦君说。

　　袁永草又回到了一日三餐吃黄豆饭的日子。